作者：董伟
来源：《光明日报》（2022年3月25日 第13版）
在历史悠久、形式浩瀚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有一种重要音乐形态——雅乐。雅乐出自宫廷庙堂，典雅纯正，和谐庄重，“乐教”华夏绵延几千年，塑造了中国礼乐文明，载入世界文化发展史。礼乐文化，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塑造了崇教重文、守礼贵和的礼仪之邦，培育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精神。“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中国礼乐文化散发着绚丽灿烂的夺目光彩，传递着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和永久魅力。
制礼作乐，治国安邦
雅乐源起于周王制礼。时光倒流到东周时期，在周王室诸侯国曾国的宫殿上，钟鸣鼎食，主宾们正聆听着一种与众不同的“交响乐”，乐声袅袅，余音绕梁……随着岁月流逝，历史变迁，在两千多年后，这一世界上最大最重的由青铜编钟、编磬等组成的曾侯乙编钟呈现世人，完整再现了古代礼乐仪式的庄严场景，折射出华夏先祖创造的灿烂辉煌的礼乐文明之光。雅乐尽管有着皇宫高墙阻隔，但偶尔“天上之乐”也会飘向百姓人家。真所谓“梨园弟子偷曲谱，头白人间教歌舞”“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礼记·乐记》有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西周开国元勋姬旦被后世儒家尊称为周公，被誉为“制礼作乐”的圣人。周王朝施行的是分封制的政治制度，君主将土地赏赐给王室子弟，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组成诸侯国或者藩地，构建中央和地方的政权格局。为了稳固统治，宣示政权正统性、合法性，周公在古代圣贤制作的“古礼”的基础上，创造了最初的“礼乐制度”——“周礼”，用“礼”的方式，制定行为规范，强化等级意识。周公在礼乐文化建设中，还对远古巫术、祭祀礼仪进行改造，把“歌、乐、舞”与“礼”紧密联系在一起，即“引礼入乐”，用来象征尊卑秩序和伦理道德。如祭礼、飨礼、射礼、燕礼、迎宾、送宾等礼仪活动中“乐”的规格、形式，均须按照“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同时，乐舞、乐曲、乐章等，也须体现“歌功、颂德”的艺术表演内涵。钟、鼓、磬等雅乐乐器须按“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的标准摆放，建构起了一个等级严明、体系完整、政教特征突出的礼乐文明。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和政治格局的变迁，逐渐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局面。孔子指责违反礼和破坏礼的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遂以“克己复礼”为己任，在周公“制礼作乐”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以“礼”与“乐”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宣扬“礼之用，和为贵”的礼乐文化。此后，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自觉继承问礼、学礼、复礼、传礼，把“礼乐”作为伦理道德的载体，构建儒学政治思想和社会伦理思想。古老的“礼乐”观念，逐步升华为全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可的社会意识形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对后世的政治生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唐是雅乐的鼎盛繁荣时期。西汉时，雅乐使用的目的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仅作为宣示天子正统性、合法性的“正为”，发挥教化臣民平息欲望、服从等级制度的功能，而是重在树立天子的权威，通过雅乐仪式活动让群臣民众确信并服从天子和以天子为核心的国家制度。如《史记》所载，西汉初年大臣们上朝或者和皇帝宴饮的时候，没有君臣之礼，还像打仗时那样高声喧哗、勾肩搭背。叔孙通为汉高祖刘邦制定了君臣朝会宴饮仪式。在一系列仪式过程中，武将们个个表情肃穆，毕恭毕敬，往日乱哄哄的朝堂变得尊卑有序，井井有条。刘邦很高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因此重赏叔孙通，授予太常的官职，黄金五百斤。通过雅乐的仪式，一改将领们往日无拘无束的习惯，规范了君臣之道，皇帝的绝对权威也由此树立起来了。
到了大唐王朝，国风泱泱，八方来朝，笑傲世界，经济发展程度高，社会、文化、艺术辉煌卓著，艺术造诣和审美价值都达到封建社会的最高层次。史料中记载，唐朝帝王们有着爱乐、好乐的传统,帝王们创作了近百首歌舞大曲、歌舞戏、器乐曲、郊庙音乐等音乐作品。特别是唐玄宗李隆基，极具音乐天赋，尤其擅长击打羯鼓，光练习羯鼓的鼓槌就打坏了几箱子。名相宋璟称赞其打鼓“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李隆基还十分精通作曲、指挥和编排，亲自参与音乐创作，指导作品演出，甚至对表演服饰也是亲自把关，形成了唐宫廷“尚乐”的繁荣景象。同时，唐宫廷设有太常寺、教坊、梨园等乐舞机构，行使礼乐职能，表演歌舞杂技，培养专门音乐人才，启动编撰《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显庆礼》《大唐开元礼》等文化工程。唐朝时期国家发展繁盛，推动了礼乐制度、宫廷雅乐的空前发展和繁荣，营造“朝廷序”“君臣和”“士民勇”的风气。但是，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后，由于统治政权变换频繁，雅乐进入了衰败期。
宋朝立国三百余年，国家内忧外患，政权两度倾覆，深陷“靖康之乱”和败多胜少的宋金战争困局，面临“四夷不服，中国不尊”的严重社会危机。在严峻的政治形势和强大的外力压迫下，宋王朝把希望寄托在寻求神灵与祖先的保佑庇护。宋金议和后，国家得到难得的和平发展机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起来，因此宫廷就越加笃信神灵的力量，更加尊崇“尊王攘夷”的儒家本体文化意识和复古之风，以“复古”“正雅”为出发点，继承和发展中国礼乐教化的治国传统，谨守先王之言，严斥胡夷音声，将雅乐制作与儒家纲常伦理、阴阳五行之说紧密结合。南宋高宗皇帝赵构尤其重视雅乐建设，投入巨资前后进行六次改乐，“礼乐重事，须三四世，声文乃定”，祈求国运昌盛、风调雨顺、天下太平。随着国家经济文化的中兴，南宋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巨变，雅乐的表演已经完全职业化，向着多样化和艺术化的方向发展。宋代雅乐上承周秦、汉唐雅乐，下启明清、祭孔雅乐，影响深远，盛极一时，雅乐的音乐作品和演奏形式远播海外，在韩国、日本、越南、老挝等，至今都还有保留和延续。
金石之乐
由鼓、钟、磬等乐器组成的“金石之乐”，被誉为中国古代的“交响乐团”。从周朝开始，鼓被誉为“八音”之首，制定了一套鼓乐的专门制度，专门设置“鼓人”官职，负责制鼓、击鼓等事务。鼓乐具有震撼力和神秘性，在天子、诸侯和贵族之间的重大典礼活动中，用鼓乐体现皇家的浩荡权威，赋予其特殊的政治和文化含义。“钟”也是极为重要的乐器，庙堂祭祀、婚冠丧祭、军事战争、宴请宾客等场合都必须用到“金奏”之乐。对于国礼而言，“鼎食”必有“钟鸣”，钟和鼎一样是最重要的礼器，也是国家权力的象征。“磬”由玉石制成，音色清脆明亮。编磬与编钟交相共鸣，音响“近之则钟声亮，远之则磬音彰”，可谓是金石齐鸣，金声玉振，雅乐清音，悦耳动听，开启了载入史册的“金石之乐”，在历史上延续了三千年之久。
闻名世界的曾侯乙编钟，集中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在音乐声学、乐律学、冶金铸造、机械工程等方面的辉煌成就。全套编钟共65件，通过测音，每枚编钟均可在不同部位上敲击出相距小三度或大三度的两个音。编钟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和西方两百多年前莫扎特时期的钢琴音域旗鼓相当。而它的音阶结构竟与今天常见的C大调七声音阶完全相同，全套编钟的中心音，恰好就是今天钢琴上中央C这个音。从1978年出土到现在，沉睡了24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总共奏响了三次。第一次是在编钟出土后的三个月，恰逢建军节，成功试奏了《东方红》。听着来自远古钟磬和鸣的“金石之乐”又回荡在耳畔，感动得在场的音乐家们潸然泪下。第二次是1979年，新中国成立30周年国庆期间，湖北省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在京联合举办“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曾侯乙编钟原件展出并现场演奏。1997年，谭盾为庆祝香港回归创作大型交响乐《1997：天·地·人》，编钟第三次发出了历史性的声音。
到了两宋，雅乐乐团的编制齐整，规模更加宏大，达到了历史顶点。乐器形制遵从上古雅乐的传统，以金、石、丝、竹、革、木、匏、土八种材料制成，称为“八音之器”，即八个“声部”，各“部”的乐器分别为景钟、镈钟、编钟、金錞、金镯、金铎；特磬、编磬；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瑟；长篴、篪、箫；竽笙、巢笙、和笙、闰余匏、九星匏、七星匏；埙；晋鼓、建鼓、鼗鼓、靁鼓、靁鼗、灵鼓、灵鼗、路鼓、路鼗、雅鼓、相鼓、搏拊；柷、敔等38种。乐团声部布局考究，音色配比科学，堪比现在的“交响乐团”。姜夔在《大乐议》中表述：“金欲应石，石欲应丝，丝欲应竹”，指出了声部之间的平衡协调，如同今日的“乐队配器法”的原理，也像是“乐队指挥法”，指导排练演奏实践中的音量平衡、力度控制等注意事项，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击钟磬者不知声，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弦，同奏则动手不均，迭奏则发声不属。”将合奏时出现拍点不一致的问题，描述得惟妙惟肖。其指出“乐曲知以七律一调”“知以一律配一字”、“平、入、上、去”的歌词声调、“重、浊、轻、清”的谱曲原则等接近于今日的作曲法等音乐专业技术了。
乐 舞
古人认为，“乐”与“音”不同，“音”是指没有舞蹈的表演，“乐”是融歌唱和舞蹈为一体的综合性表演，是最高级别的表演，正所谓“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周公制礼作乐，开创了雅乐体系，乐舞表演形式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乐舞成为“礼治”“乐治”的工具，“舞以象功”“舞以象德”，用来纪功德，祀神祇，成教化，助人伦。从上古尧、舜时代起，直至清代末年，雅乐舞伴随着各个朝代的兴衰更替，经历了数千余年之久，始终居于中国乐舞的正统地位。
周代王室还设立专门的乐舞机构——“大司乐”，掌管乐舞的演出、乐舞教育，被誉为我国最早的舞蹈学校。“大司乐”的设立时间之早、舞蹈教育水平之高，为当时世界之最。周代最高等级的“乐”是六代乐舞，又称为“六乐”。即为六个朝代帝王纪功的舞蹈，大多是周代以前各代的代表性乐舞。六代乐舞分门别类，用法分明，主要用于周代宫廷祭祀礼仪，表演的场合隆重，人数众多，仪式庄严肃穆，音乐和谐平静。包括黄帝时期的《云门》，尧时的《大咸》，舜时的《大韶》，夏禹时的《大夏》，商汤时的《大濩》和周代的《大武》。到了后代，“六乐”就被称为“先王之乐”，其舒缓、平稳、清和、淡远的音乐在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国家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重要治国理政手段。
唐朝时期是古代乐曲、舞蹈创作的巅峰期，在我国音乐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唐朝时文化大融合促进了音乐的发展，中原本土的音乐风格吸收发展了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乐曲风格，成就了《霓裳羽衣曲》这样具有极高艺术水平的大唐燕乐。《霓裳羽衣曲》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浪漫主义歌舞精品，它充满着唐朝特有的浪漫主义文化色彩，配上霓裳羽衣舞，独具商调式的清雅奢华的曲调，合着轻盈飘飘然的舞蹈，犹如我国音乐舞蹈史上璀璨夺目的明珠。作为宫廷燕乐，全曲融合了歌曲、舞蹈、乐器演奏等艺术形式，曲体庞大而多变，演出时长相比于其他乐曲更长，节奏也更舒缓，给人的感觉，音乐铿锵有力，而又不失舒缓浩大的结构之美，正如白居易所言“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全曲分散序、中序和曲破三个部分，共三十六段。散序通俗而言就是前奏，在前奏部分没有舞蹈，也没有歌唱，只有乐器打着节奏；中序的部分加入了歌唱和舞蹈，一般而言就是伴随着乐器的节奏边歌唱边舞蹈；曲破是整个曲子的高潮部分，在这一阶段，主要以舞蹈为中心，歌唱和乐器的节奏逐渐加快，到结尾时又重新逐渐变慢，直到乐曲结束。这三部分的设计堪称绝妙，松弛有度，将各个部分糅合在一起，充分显示了唐代宫廷音乐的辉煌卓著。
到了南宋，雅乐的“乐歌化”“无乐不歌”是标志性的变化，表演形式有“登歌”“二舞”“宫架”三种。“登歌”就是40人以上的歌队，在宫架乐队伴奏下的集体歌唱。“二舞”就是64人的“文舞”与“八佾之舞”。舞蹈表演通常在登歌和宫架的音乐之中进行。“宫架”表演呈现方式分为“堂上之乐”和“堂下之乐”两种。“堂上之乐”布局方式按照“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贵人声”的祖制，将演唱的歌队设在堂上，配以琴、瑟和单个的黄钟、钟磬等少量的乐器。而“堂下之乐”规模却十分庞大，依照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摆放数十架编钟、编磬等各类乐器。各方阵间的乐部，布局巧妙，“举丝以见瓦，举竹以见匏，举革以见木”，足见当时歌舞表演、乐队声学水准和舞台艺术组织水平。
乐谱与黄钟定律
乐谱是音乐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评价音乐艺术水平的主要界定依据。我国音乐曲谱历史悠久，种类多样，包括文字谱、减字谱、工尺谱、燕乐半字谱等，记载着历朝历代的宝贵音乐作品。文字谱如《碣石调·幽兰》，现存谱式为唐人手写卷子谱，现留存于日本京都西贺茂的神光院；燕乐半字谱如《敦煌琵琶谱》；工尺谱为明清以来的主要记谱方式；减字谱如古琴谱等。南宋淳熙年间太常寺编修的礼制文献《中兴礼书》是现存最早、最全面的记录雅乐乐谱和雅乐操演程式的礼书，共收录了428首雅乐歌曲和器乐演奏曲谱，对南宋宫廷施礼用乐做了详细的记录。《中兴礼书》流传不广，较少人见其面目，连《四库全书》也未曾收入。明代《永乐大典》收录了此书，然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一场大火焚毁了《永乐大典》。所幸的是，清翰林院编修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中兴礼书》，使其留存下来。徐松辑录的书稿几经转折，到了2002年4月，终于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影印，重见天日。
《中兴礼书》是我国古代音乐史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最大规模使用律吕谱记载雅乐的文献。学者也尝试着进行翻译，其成果却不断遭到质疑。除技术因素外，古今音乐观念的差异是主要原因。至上世纪20年代，我国形成了以西方音乐的基本乐理、记谱法、作曲法为核心的技术理论体系，与中国传统音乐观念在绝对音高记谱法的理念、旋律线条的追求、调式规则节奏、形态等方面都有巨大差异。21世纪初，杭州师范大学田耀农教授主持了雅乐复建工程，吸收古乐研究专家邱之稑、杨荫浏等的乐谱考证和翻译成果，完成了六部雅乐代表作的表演，从《中兴礼书》和《风雅十二诗谱》中，选取了七首代表性曲目进行了实验性的译配和表演，沉睡近千年的南宋雅乐终于复现在南宋古都杭州。
周代以来，确立了以雅乐重器“乐悬”为中心的乐律“国家标准”，使雅乐成为中国乐文化的“基因”。1978年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为我国乐律学研究最详尽的素材和宝贵样本,其编钟和编磬上音律铭文凿凿，正鼓和侧鼓部位都刻有乐律铭文，钟体相关乐律铭文达2800余字，有曾、楚、齐、申、秦、晋等多国乐律称谓对应记录。其后历朝历代逐渐形成了以“钟”为标准音高的乐律基准音，基本奠定了我国传统音乐的乐律体系和范式。汉魏时期，继承雅乐“乐悬”为基，也遵循周代定律准则，进一步统一各种音乐的用乐标准。到了隋文帝，提出“国乐以‘雅’为称……雅者，正也”，正式确立雅乐为国乐，形成了“华夏正声”的概念。到了北宋，宫廷上下极为重视雅乐和乐律标准，尤其是对黄钟律的音高，曾进行过六次较大调整。据《宋史》卷一百二十六记载，仅景祐二年的一次黄钟律音高标准的改动，就动用了7万多名专业工匠。其中金属制造工153人，木工216人，皮革工49人，制陶工16人，刮磨工91人，油漆工189人。工匠们用了近五个月的时间，进行了乐器制作、调试，做成了七整套雅乐乐器。然而使用不到三年，因为乐器音高的偏差，又重新进行制作。每一次黄钟律音高标准的变动，意味着编钟、编磬和吹管类乐器等都得重新制作和调试。可见，如果没有宋朝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如此庞大而频繁的乐器制作工程是难以为继的。
活态传承与保护复建
南宋后，雅乐没有大的变化。明清雅乐基本上沿袭前代雅乐的风格和价值功能。作为国家层面的祭祀典礼，雅乐随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终结而终止了传承，但是，雅乐在中国传统音乐形态、风格、乐律学、规范等方面，具有引领和示范的重要意义，奠定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整体风格。20世纪50年代，湖南浏阳的祭孔雅乐还保持着活态传承，杨荫浏先生采录了当时的表演，记录下珍贵的演出资料。20世纪80年代，曲阜孔庙学习参考浏阳祭孔雅乐形式，恢复了祭孔雅乐的表演。近年来，雅乐得以弘扬推广，如平顶山学院复建高校雅乐团，中国音乐学院复建燕国雅乐演出等。2010年，杭州师范大学近千名师生员工耗时三年收集了南宋雅乐的文献资料，复制了南宋雅乐乐队的乐器、服饰、仪仗，翻译了数百部南宋雅乐的乐谱和罕见的舞谱，研习排练了部分代表作品，使文献中的南宋雅乐以“歌、乐、舞”的形式再现于世，呈现南宋雅乐的古典魅力，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礼乐文明。
礼乐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深刻内涵。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今天，挖掘传承、创新发展雅乐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引领人类和平发展等都具有特殊的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
作者董伟，系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杭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