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植树节，也许有人拿起了铁锹，身体力行地为祖国绿化做出贡献，也许有人拿起了手机，在蚂蚁森林又洒下一片绿荫。但是无论方法如何，中国人绿化环保的意识越来越强，大家都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中国地大物博，植被丰富，热爱大山大河的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每一株树苗的喜爱。
1915年，凌道扬和韩安、裴义理等林学家上书北洋农商部长周自齐，希望以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改善中国林业不兴的窘境。是年七月，经过孙中山倡议，北洋政府定清明节为植树节，在政府和学校等机构中推广并号召植树。于是中国正式有了“植树节”这个节日，但基本上是作为清明的一个附属。
植树节单独列出是在1928年，国民政府将植树节改为3月12日，也就是现在大家熟悉的这个日期，来纪念孙中山逝世3周年，此后的植树节也就一直沿用此日期。
到1979年，在邓小平提议下，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每年3月12日为中国的植树节。
虽然植树节的历史在中国不过短短百余年，但植树的历史和传统可就悠久得多了。中国探测器登月都不忘带点种子上去，种菜种树的习惯那是东西南北相当的有名。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爱种树呢？除了今天的环保诉求，还有其他原因吗？
吃饱穿暖是基础
看过《神雕侠侣》的朋友想必对裘千尺印象深刻，她掉落深谷中，外出无望，完全靠着一颗枣树和掉下来的枣子存活。毕竟是小说，颇有些极端，但实际上种树对于古人的衣食的确很重要。
朱熹写道：
五亩之宅，一夫所受，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谷，故于墙下植桑以供蚕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
他明确提出要在种田的同时栽树，这里他提到的是桑树，要利用桑树来养蚕，纺织衣物。《汉书》中也提到要“辨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蓄养”。这都说明种树和耕田一样，都能够维持生计。
皇帝们也知道桑麻的重要性，往往下诏鼓励民间多多种植。
秦始皇的焚书令中，专门提到“种树”之书（种与树都是动词，下同）不在其列。
汉文帝“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景帝甚至表示“朕亲耕，后亲蚕，为天下先”。
唐代皇帝更是多次颁布限期植树令，督促大唐帝国绿化建设。
就连一度想用南方汉地放马的蒙古人，在忽必烈时期也下令“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 , 听种榆、柳等, 其数亦如之。杂果者每丁十株, 皆以生成为数, 愿多种者听之”。这些树木是在庄稼产出之外的重要补充。
不仅如此，种树还可能发财，并且可以用来作为财产传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提到，那些有“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规模树木的人，堪称为“素封”，虽然没有朝廷的封爵，但是他们的富有能够与王侯相比肩。而诸葛亮死前上表，留给自己子孙后代的遗产就是“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可见桑与田都是足以作为子孙维持生活的财产的。因此种树这种经济行为，有着庙堂与民间的双重动力。
绿枝掩映行道树
行道树估计是目前城市中最常见的树木了。甚至于很多城市会专门有自己的“市树”，如南京就和梧桐结下了不解之缘。在1929年迎回孙中山先生灵柩时，南京修建中山路，陆续栽种了2万余株法国梧桐。1953年又掀起种树热潮，梧桐树总数一度超过十万棵，绿树成荫，气势磅礴。
其实行道树在中国也有着悠久的传统。早在两周时期，就需要“列树以表道”，在郊野大路的两侧种植行道树，来标明道路的延伸方向。这不仅仅是一个工程问题，更是周人所崇尚的礼仪问题。陈国的道旁没有种树，就被斥责为“废先王之教”，这是相当严重的批评了。
到了大一统的秦王朝，为解决北部边疆问题，大修驰道，堑山堙谷，直抵前线。而这样庞大的道路工程，对于种树也有详细的要求。司马迁就记录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可见在司马迁的那个年代，秦代的驰道上仍然每隔三丈就有一棵青松，标记着秦人的规矩和雄心。
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行道树种类增加，不限于松树，杨、柳、榆、槐皆有之，范围亦更加宽广，不仅限于秦时的国家高速公路，所谓“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
堪与秦驰道比肩的重大工程，当属隋代开凿的大运河。但鲜为人知的是，隋炀帝同时在大运河的边上修建了御道。有了御道，同样要有行道树，杨广采取的办法是号召百姓一起种树，他下旨有能种柳一株者，赏绢一匹。作为大运河的配套工程，这样重赏之下，种树蔚然成风。而这样的“壮举”，也真当得起“富莫如隋”四个字。只可惜国富而民未必，千里柳岸树起不久，大隋王朝轰然倒塌。
甚至于到了明清时期，还出台了专门保护行道树的政策。对于行道树必须妥善保护，不能损伤或者砍伐作为薪材，“无论官民，倘有不遵，并加以治罪”。并且清廷加给地方官吏稽查破坏绿化行为的义务，将行道树保护也作为他们的工作内容之一，若有问题，也要从重治罪。
军事布防绿长城
古代种树还有一个今人不太能够想到的作用，就是作为军事屏障。可能这一点不太好理解，种了树难道就真的能阻止敌人进攻么？
其实战国时期的函谷关就是一个例子。函谷关虽然天险，但毕竟只是一处关隘，地图上秦国与山东六国有着漫长的边界，为何六国军队从东方进攻非从此不可呢？这里自然有黄河、崤山等的阻隔，但森林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彼时的函谷关附近有着茂密的森林，而这样的地形并不适宜大规模行军，因此凡是大型的军事行动，往往被逼迫到少数几条道路上，因此这些道路上的关隘地位随之也就得到了提升。
但是人在森林里，往往前进受到的限制并不大。秦汉以来，用树来限制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北方草原民族的骑兵部队。
在蒙恬受命北御匈奴的时候，他就创造性地“以河为境，累石为城，树榆为塞”，也就是在黄河一带构筑城塞，同时在外面栽种大量的榆树，构成了另一层关塞。这一行动的奥妙在于极大地限制了匈奴骑马进攻的机动性，让彼到此不得不下马步行，而失去了马的协助，匈奴在秦军面前变得脆弱，易于击溃。在这样一条榆林关的帮助下，最终达到“匈奴不敢饮马于河”的效果。
这样好的效果，自然也被后世所沿用。到了汉代，朝廷与匈奴矛盾更加激化，于是在这条秦人军事绿化带的基础上进一步经营，“广长榆，开朔方，匈奴折伤”。也就是说汉人增种了更多的榆树，形成了更加宽广的防御林带，给了匈奴更加严重的打击。
到了南北朝，中原逐渐进入骑兵为王的时代。南方的政权往往也是依靠河流与树林来抵御北方横冲直撞的具装骑兵部队。甚至于在北方内部，一个政权自认骑兵实力不如对方的，也会在冬天凿开河冰，在平时种植树林，以防止对方骑兵长驱直入。最有意思的是还会发生种树与砍树的竞赛，往往这一边刚刚种好的树苗，过两天就被对面砍个一干二净，真是比光头强还要执着。
今有三北防护林，那是防止戈壁沙漠扩张，防止风沙南侵的。而宋代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北方压力，也修建了恢弘的防护林，既有榆树，也有柳树，仅黄河以北沿边官地就“数逾三百万”，以防备强大北族南下牧马。后人夸赞曰：
昔人多种榆 ,今人惟种柳。坚脆虽不同 , 气尽同一朽。此地名榆林 ,秋高万马鸣。单于皆遁北 ,不用筑长城。
虽然尾联所描绘的是否属实颇值得商搉，但是不能否认至少这些林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长城”的作用。
除了对外的防御，一些界限划定也往往通过种树的方式。如清代为保护“龙兴之地”，在东北设立“柳条边”，栽种树木以为边界。而左宗棠率军西进，恢复新疆之前，沿途六百余里栽种柳树，罗家伦言：
当年是匈奴右臂，将来便是欧亚孔道。经营趁早，经营趁早，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
“左公柳”，或许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宣示主权的表现。同时改善了西北地区戈壁荒漠的恶劣环境，时至今日其名仍扬。
苍松翠柏守幽室
此外，另一个常见种树的场所就是陵墓。可能是为取松柏常青之意，可能是为经营一个好风水以利子孙，宏伟的陵墓总是离不开高大的树木。
朱熹就是如此，他在婺源文公山祖墓种植杉树24株以作风水林，至今尚存16株。秦汉以来，直至明清，此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清东陵十多里长的神道上，种树竟达43660株，称作“仪树”。整个清东陵有仪树二十余万，各种其他树木近千万，佳木秀而繁阴，诚此谓也。同样的，唐代诸帝陵、南京明孝陵、北京十三陵也都种植有大面积的风水林。
而被称作中华文明始祖的黄帝，在人们为他修建的“桥陵”中，也有大量的植树记录。1938年普查数字逾6万株，仅仅时隔50年，到1988年就增至8万余株。苍松翠柏，寄托着华夏儿女的美好祝愿。
封建帝王希望以风水保持自己帝祚绵长，而辛亥之后，这种庞大的林木系统，则不仅体现了宏大的气度，而且能够营造出一种神圣而静谧的氛围，凡临穴者，不敢高声喧哗，只能肃穆噤声，缅怀先人。去过南京中山陵的人们可能有这种体会，在灵堂前，山坡下时，抬头看两边路旁通天的雪松，就算是以旅游心态前来，也不由得满怀崇敬。
时至今日，依然有人会在先人的陵前植树，寄托哀思。或许原本将植树节定在清明，也与这样的传统有关联。
防沙固土保环境
当然，古人也早早就有了环保的意识。虽然朴素，但是却非常地坚定。孟子就说要“斧斤以时入山林”。《汉书》中更直接指出“斩伐林木，无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明确提出水旱灾害与乱砍滥伐有着联系。
清代华州为了避免周边河流河道淤积，于是明确要更加严格执行山禁，不许砍伐林木开垦农田，以减少水土流失，进而防止洪水泛滥；而西乡县知县张廷槐更广种树木，防止水患，这里都说明人们已经明确认识到树木与自然灾害之间的关系，多植树能够减少水土流失。于是大商贺遇霖，虽以木业起家，但发迹后买下山间数百亩土地，种为森林，为所居村庄解决洪水问题，村人为之刻石颂德。
今天的人们，更加知道植树造林对于改善环境的重要性，也知道环境的改善对于提高生活质量的意义。古人种树或有各种各样的意图，但客观上都改善了环境，调节了水土。而在科技更加发达的今天，种树的方法也变得更加多种多样。就算不能拿起铁锹，也不妨到蚂蚁森林里看看，数数库布齐沙漠当中又添了自己的多少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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