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鏖战长津湖”场景复原。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曲俊燕/摄
李宏垠入朝作战前照片和现在照片
70年前的那个沉沉黑夜，当李宏垠与战友跨过鸭绿江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誓死保卫新生的共和国。
“虽然知道美国武器厉害，但并不害怕，我们是为国而战，敢于舍得性命。美国兵大老远跑来打一场不义之战，自然不会拼命。再说，我们年轻，不信邪！”
入朝作战前，李宏垠拍了一张照片。那一年，他22岁，是志愿军第39军117师作战科科长。
这是一支青春战阵。李宏垠所在师师长张竭诚33岁，39军另外两个师的师长王良太和汪洋分别为33岁和30岁。
率先入朝的志愿军4个军的军长：第38军军长梁兴初和第39军军长吴信泉均为38岁，第40军军长温玉成和第42军军长吴瑞林为35岁。
战将当年多年轻——美国老兵惊叹：打了一辈子仗，没遇到过这么厉害的部队
美国人显然未把年轻的中国军队放在眼里。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首战两水洞，打响出国作战第一战，不到两个小时歼灭南朝鲜军1个营和1个炮兵中队。
听到前方遭遇中国军队，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团长帕尔莫不以为然：“中国人吗？他们也会打仗？”
帕尔莫没有想到，6天之后，同样的厄运就落在了骑一师头上。骑一师，第一批入侵朝鲜的美军主力，美国的“开国元勋师”，成为机械化部队后仍然保留着“骑一师”的名头。云山之战，骑一师损兵1800多人，帕尔莫的第八团第三营被志愿军全歼。
第一次出国作战就与美军老牌劲旅交手，李宏垠至今对当年的战斗场景记忆犹新，“美军就是火力猛，别的也没什么了不起。都是些老兵油子，一看打不赢就跑！”
从两水洞到云山城，11天的第一次战役，志愿军歼敌1.5万。
尽管年轻的中国军队首次亮相异国战场，就让世界大吃一惊，却似乎没有影响到“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自信。
此时的“联合国军”，仅是地面部队就达22万之众。美军投入朝鲜战场的作战飞机有1100多架，还有虎视眈眈盯着朝鲜半岛的3个航母战斗群。
倚仗强大的实力，麦克阿瑟以东西两大集团“钳型攻势”向北推进，企图赶在鸭绿江冰封之前抢占朝鲜全境。东西两线的指挥官：一个是担任过麦克阿瑟参谋长的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一个是绰号“斗牛犬”的美军二战名将、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
11月24日，“联合国军”先头部队刚刚突进到鸭绿江畔的惠山小镇，麦克阿瑟的“巴丹号”座机就飞到他们头顶助威来了。此前一天，是美国的“感恩节”，由16国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享受到了一顿美国火鸡大餐。
麦克阿瑟面对众多记者夸下海口：“我已经向小伙子们的家人打了包票，圣诞节让他们回家过节！”他还狂妄宣称：鸭绿江并不是不可跨越的障碍，中国人也并不是一支“不可辱的力量”。
麦克阿瑟有着狂妄的资本。1919年6月，人民军队诞生前8年，39岁的麦克阿瑟已是西点军校校长。两个月前几乎置朝鲜人民军于死地的仁川登陆，更是把这位美国五星上将推上了军事生涯的巅峰。
然而，麦克阿瑟轻视了所面对的对手，忽视了这是一支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向敌人屈服的军队，忽视了这是一支从诞生之日起就一路披荆斩棘、在严酷环境中逆势成长壮大的军队，虽然没有飞机、缺少大炮，但从不缺少以弱胜强的战争经历。毛泽东为志愿军选配的指挥班子，都与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一样，是从长征路上拼杀出来的赫赫战将。
11月25日黄昏，志愿军的西线反攻在漫天飞雪中开始。那是战争史上少有的一次内外双重迂回作战。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面对的是年长他两轮的美军“进攻专家”沃克。两支战功卓著的部队——第38军和第40军承担穿插突击重任。前者，是在平津战役中参与39小时攻克天津城的“攻坚劲旅”；后者，是跟随韩先楚从东北征战到海南岛的“旋风部队”。
这是战将与战将的较量，也是王牌对王牌的比拼。仅仅一天一夜，“联合国军”东西两“钳”之间就被志愿军撕开了一道口子。沃克没有料到，飞机坦克编织的立体火力网都无法阻挡中国军队排山倒海般的攻势，当他意识到已经陷入重重包围之时，赶紧命令突围撤退。
第38军113师创造战史上的奇迹：用双腿跑过了敌人的汽车轮子——14小时，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袭72.5公里，先敌5分钟挡住了退路。
正是这5分钟，赢得了胜利的先机。
空前激烈的争夺战在山谷间展开。成群成群溃退下来的“联合国军”蜂拥而来，争取最后一线活路。雨一样的炮弹和航空炸弹密集爆炸，阵地上的岩石化成了粉末，志愿军始终坚守在阵地上……撤退和接应的两支“联合国军”，相隔不到1公里，最终也只能相望而未能汇合到一起。
狭路相逢，勇者无敌。如果说，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没有料到志愿军如此勇猛无畏，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则没有料到志愿军如此坚韧不拔。
天寒地冻，50年不遇的严冬伴着暴风雪横扫朝鲜北部盖马高原的长津湖，夜间最低气温骤降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战斗打响的时候，宋时伦率领的志愿军9兵团，已经在茫茫雪野中设伏6天6夜。这支从华东急赴朝鲜战场的部队中，不少人还穿着单衣，而他们的对手则是美军中装备最精良、保障最充足的第七师和陆战一师。
长津湖之战，美第七师31团被全歼，上校团长麦克莱恩受伤被俘后身亡。这是一支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攻入俄国西伯利亚被授予“北极熊团”称号的美军精锐，“北极熊旗”成了志愿军的战利品。
虽然陆战一师最后在美国舰队强大的海空火力支援下，侥幸从长津湖地区撤退，这支号称美军“王牌之中的王牌”却付出了总减员11731人的惨重代价。战后多年，美陆战一师作战处处长鲍泽仍对仓惶逃离长津湖的那一幕心有余悸，“我相信，长津湖的冰天雪地和中国军队不顾伤亡的狠命攻击，是每一个陆战队员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在死鹰岭，穿着鸭绒防寒装的美军见到了令他们震惊的一幕：129个已经冻成“冰雕”的年轻志愿军保持着战斗姿势，年轻的士兵与手中的武器冻在了一起，129杆枪都朝着同一个方向……
长津湖之战时的志愿军第27军79师235团一营副教导员迟浩田，43年后成为了中国第八任国防部部长。1996年12月，迟浩田上将率团访美，接待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查尔斯·克鲁拉克上将对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军人肃然起敬。原来，他的父亲维克托·克鲁拉克就是当时的陆战一师副师长。父亲告诉他：“打了一辈子仗，没有遇到过这么厉害的部队。”
是役结束，正值西方圣诞节的前一天，美国著名摄影记者大卫·邓肯问一个美国兵，假如我是上帝，你想要得到什么？士兵低头沉思了一会，艰难地说出一句话：“明天。”
很多美国兵再也看不到明天了，其中就包括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这位二战时期扬威欧洲战场的美军将领，败退途中因车祸身亡，死在了“圣诞”即将到来的时候。麦克阿瑟吹嘘的“圣诞节攻势”彻底化为泡影。
第二次战役，志愿军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一举扭转战局。“联合国军”一气败退300公里。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惊叹：“败绩，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
美军参谋长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评论说：“麦克阿瑟那神话般的尊严被损害了。赤色中国人愚弄了这位一贯正确的军事天才，麦克阿瑟现有的能力和力量根本斗不过在朝鲜的中国指挥官彭德怀。”
那一年，麦克阿瑟70岁，沃克61岁，阿尔蒙德58岁；彭德怀52岁，宋时伦40岁，韩先楚37岁。
巅峰对决——筋骨与钢铁的较量，血性与实力的比拼
1950年12月6日，李宏垠所在的志愿军第39军，收复了沦陷43天的朝鲜首都平壤。没过多久，55岁的美国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在寒风中飞抵汉城，接替在第二次战役中阵亡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同时被委以“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官重任。
此时此刻，五角大楼选派这样一位曾经在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当过副连长的“中国通”到朝鲜，无疑是想挽救战场颓势。
李奇微没有麦克阿瑟那样名声显赫，但战争经历同样不凡：1943年7月，李奇微指挥第八十二空降师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实施美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夜间空降作战；诺曼底登陆后，直接升任美第十八空降军军长，以眼光独特、胆大心细而著称。
果然，这位脖子上总是挂着两颗瓜式手雷的美军中将，成了志愿军最难缠的对手。
第三次战役，中朝军队乘势前进，占领汉城，兵锋直至“三七线”。不过，李奇微也发现了“短板”，那就是，志愿军发起的每场战役几乎多是5-7天左右的“礼拜攻势”，他由此断定志愿军的后勤补给极限为一个星期。他命令：轰炸机不分昼夜倾巢出动，不仅要摧毁中国军队的补给线，还要用燃烧弹、照明弹把黑夜变成白昼，最大限度地抵消志愿军的近战、夜战优势。
杜鲁门政府自然也不甘心强大的美国败在新中国面前。1951年1月6日，杜鲁门签署增拨200亿美元作为国防费用的法案：1951年度美国军费预算猛增到450亿美元，暴涨80%——世界第一强国的战争机器以惊人的速度转动：从美国本土和其他战区抽调的大批二战老兵迅速补充到朝鲜战场，各种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调往前线。
1951年1月25日，第三次战役结束不到两周，李奇微号称“霹雳作战”的大反攻就开始了。这一天，距离中国的春节还有11天。也许，“联合国军”企图以这样一种春节攻势，来为它的“圣诞节”完败雪耻。
这是志愿军最艰难的时刻：从1950年10月25日打响第一次战役，首批入朝作战部队已连续鏖战整整3个月，远离后方，伤病严重，补给困难……这时的“联合国军”进攻兵力达23万，而中朝军队的一线防御兵力仅有21万。美军一个师就拥有各类火炮959门，志愿军火力最强的第39军，火炮数量也不到200门。
双方的交战，演化成钢铁与筋骨的较量、实力与血性的比拼。美军士兵所依赖的，是世界第一强国令人生畏的科技与工业制造能力；中国士兵所依靠的，则是敢于胜利的信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东反西顶——邓华、韩先楚，分别指挥东西两线战役兵团防守阻击。
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在西线68公里的战线上重点防御，抗击包括美军6个师和土耳其、英国各1个旅在内的“联合国军”主力——硬是让美军第一、第九军两支机械化“王牌”部队14昼夜只前进了18公里；而徒步作战的志愿军此前攻击同一段路程，不过半天时间。
优秀的军事家都有一双穿越硝烟的锐利眼睛。几乎在李奇微发现志愿军“短板”的同时，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指挥东线作战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也敏锐地捕捉到了李奇微排兵布阵上的疏漏，在美军和南朝鲜军翼侧暴露之际，抓住战机，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这，就是第四次战役中的东线关键一战，横城反击战，敌我伤亡之比为3.72∶1。
这一战，涌现出一对“双子星座”。33岁的邓岳指挥第40军118师大胆穿插、断敌后路，毙伤南朝鲜军656名，俘敌2178人。毛泽东称赞邓岳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34岁的张竭诚率领的39军117师创造了朝鲜战场上一个师在一次战斗中歼敌最多的纪录：激战1小时，歼敌3350人，俘敌2500人，其中俘虏美军800人……后来，两人又分别出任解放军两支“王牌部队”第38军和第39军军长。
横城之战发生在那一年的大年初六。李宏垠回忆：“志愿军缴获火炮139门，汽车550辆，足足可以装备两个炮兵团和一个汽车团。战后才发现，出国后的第一个春节就在这样的隆隆炮声中度过了！”
第四次战役持续到当年的4月21日。在付出每天伤亡900人才推进1.3公里的代价后，“联合国军”被迫在“三八线”附近停了下来。李奇微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要不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火力，经常得到近距离空中支援，并且牢牢地控制着海域，中国人可能已经把我们压垮了。”
一周之后，邓华迎来他41岁生日。一年前的同一个季节，这位39岁就担任兵团司令员的年轻战将，正与小他3岁的韩先楚一起，指挥解放军战史上规模最大的渡海登陆作战：海南岛之战。
青春的战鹰——我们敢于空中拼刺刀，美国人敢吗
战场，是战将的考场，是英雄的舞台。与强敌对决，淬火了一代战将，也催生了人民军队的一代空战英雄。
当王海和他的战友飞向朝鲜战场的时候，年轻的人民空军还未满两岁——新中国第一代战斗机飞行员在喷气式战机上的飞行时间不到20小时，他们的对手则大都是有着上千飞行小时的空中“老油条”。
1951年11月18日下午，60多架F-84轰炸机向清川江大桥扑来——那里是朝鲜北方的铁路枢纽，王海带领6架战机勇敢迎敌。战果是击落敌机5架，而自身无一损失。
一升空，就奔着胜利；一亮相，就是强者。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不无吃惊地说：“中国几乎在一夜间已成为世界空军强国。”
那一个月，王海刚满26岁。由他率领的“王海大队”，先后与美国空军激战80余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
戴维斯，是美空军第四航空联队少校中队长，二战时的美国“空中英雄”，朝鲜战场上“美军战绩最高的王牌飞行员”。就是这个美国人眼中“百战不倦的戴维斯”，却死在了中国空军的战机之下——创造这一战绩的是25岁的志愿军飞行员张积慧和他的僚机战友单志玉。
戴维斯之死，震动美国朝野。25名战俘的妻子聚集在美国国会大厦前请愿：还我丈夫！
然而，正当共和党国会领袖指责民主党发动的朝鲜战争是“历史上最没有希望的冲突”的时候——1953年4月9日，又一则令美国人沮丧的消息出现在了老牌大报《纽约时报》的版面上：“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席尔在朝鲜失踪。
“费席尔被俘后，提出要见一见把他打下来的中国飞行员。得知我只有19岁、飞行时间还不到他的二十分之一，费席尔很吃惊。”67年后的今天，志愿军英雄韩德彩还记得当时的情景。老人说：“美国人的飞机确实先进，飞行员作战经验丰富，但有两点不能跟我们比。我们敢于空中拼刺刀，他们不敢；他们是不义之战，国内反战。我们是正义之战，全国支持，这个他们更不能跟我们比！”
抗美援朝，全国人民的捐款折合战斗机3710架。面对一场立国之战、崛起之战，一个民族的爱国热情空前奔涌，一支军队为祖国、为正义、为和平而战的血性空前迸发。
血性，是胜利的刀锋。靠着敢于空中拼刺刀的血性，年轻的中国空军打出了一片英雄的天空。鸭绿江至清川江之间面积约16800平方公里的空域，被美军飞行员称为“米格走廊”。美国远东空军轰炸机司令部专门下令：一切没有护航的飞机，不得进入“米格走廊”。
2020年8月2日，95岁的王海度过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建军节后，告别毕生为之奋斗的飞行事业，魂归云天。他那驾曾经驰骋朝鲜战场的米格-15战机，如今就停放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上面的9颗星，是王海击落击伤的敌机数量。
与王海一样年轻的空战英雄，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场上留下了这样一串“星星”——赵宝桐：击落击伤美机9架；刘玉堤：击落击伤敌机8架；孙生禄：击落击伤敌机7架；张积慧：击落击伤敌机5架，首次击落敌机……
钢少气多——上甘岭战役的沙盘，进入了美国西点军校的课堂
敢战，善战，胜战。浴血朝鲜战场，年轻的中国空军淬火成钢，久历战火的中国陆军越战越强。
1952年，美国又一个大选之年。此时的美军已经在朝鲜战场用尽了除原子弹之外的所有先进武器，却没有占到半点便宜。
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官克拉克，迫切需要一场军事上的“胜利”，缓解美国国内的强烈不满。共和党总统竞选人艾森豪威尔的西点军校同学成了受命主导新的攻势的指挥员——他，就是此时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官范佛里特。
范佛里特将他的行动命名为“摊牌行动”。不过，听上去仿佛规模巨大的作战行动，目标却仅仅是夺取志愿军占领的两座海拔500多米高的山包——上甘岭。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从惊天动地的炮击开始。范弗里特集中了300余门大口径火炮、27辆坦克和40余架飞机，他认为，以这样的火力，5天就能占领上甘岭。好莱坞女星珍妮·罗素的名字，被美军用来命名上甘岭597.9高地，以表明势在必得之决心。
范佛里特之所以闻名美军，不仅是因为他在诺曼底登陆时率先攻上犹他滩头，一天获得3枚“十字英勇勋章”，还因为他在朝鲜战场上狂用炮火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专用名词——“范佛里特弹药量”。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联合国军”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伤亡2.5万人，损失了274架飞机。尽管表面阵地几易其手，山上的土石被炸成了两米多厚的粉末，但在43天后，上甘岭依然牢牢掌握在志愿军手中。珍妮·罗素自然也没有想到，她那天使般的微笑，未能给美军带来好运——上甘岭成了美军的“伤心岭”。
上甘岭战役的沙盘，后来进入了西点军校的课堂。据说，活了整整100岁的范弗里特，直到晚年还在不停地反思：这一仗美军究竟输在哪里？
显然，精于计算的范弗里特计算清楚了上甘岭的兵力火力，却没能计算出志愿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适应战争的能力，更没有计算出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军队在连续20多年征程中，锻造出来的必胜信念。
上甘岭之战时，60岁的范佛里特的对手是36岁的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血战上甘岭，第15军27个连队中有16个连3次打光重建。秦基伟誓言铮铮：“为了祖国，为了全局胜利，15军打光了也在所不惜！”
一座山峰的崛起，挺立的是一代英雄的脊梁。1953年6月16日，得胜回国的秦基伟走进中南海。一见面，毛泽东就夸赞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他笑着说：“它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利坚合众国的钢铁还要硬！”
钢少气多。这，就是血战上甘岭的志愿军将士的气概，就是千千万万优秀中华儿女的气概，就是已经站起来的中华民族的气概。
上甘岭战役最激烈的日子里，24岁的军旅作家陆柱国，在前线阵地的炮弹箱上记录志愿军将士的壮举。天上战机轰呜，耳边炮火咆哮，眼前是一个个勇敢无畏的可爱形象，战士与祖国，祖国与战士，一遍遍重叠闪回……9个不眠之夜之后，陆柱国捧出了一叠浸着泪水、带着浓烈硝烟味儿的稿纸。这，便是后来被搬上银幕的名著《上甘岭》。
他们不再是同一批中国人了——一条鸭绿江，见证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和一支不一样的军队
大雪纷飞。长津湖之战结束，战友们从冻死在阵地上的上海籍战士宋阿毛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当这张冻得几乎不能被展平的纸条送到志愿军总部，彭德怀泣不成声，哽咽着说：“一线部队的艰苦，甚至超过了长征时期，他们为谁牺牲？他们为谁流血？他们还都是年轻可爱的娃娃呀！”
哪怕是死，也要高傲地耸立在阵地上；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朝着冲锋的方向。
保罗·弗里曼，美第八集团军二师23团团长，抗战时期曾任美国驻华助理武官，对国民党军队的作风和战斗力印象很差。时隔几年，当弗里曼与志愿军交手，他的部队被志愿军打垮，团部也被攻占。记者问弗里曼有何感受，他回答：他们不再是同一批中国人了！
人，不再是那批人了；新中国也不再是任人欺凌的旧中国了。
1894年7月25日，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三个月后的10月25日，日军越过鸭绿江，清军守将不战而逃，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侵占了当时还叫“安东”的丹东。56年后的同一天，志愿军发起第一次战役，勇敢地与世界最强大的对手较量。
一条鸭绿江，见证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和一支不一样的军队。
在这个崭新的国度，领袖与人民同甘共苦。在这支英雄的军队，统帅与士兵生死与共。
1950年10月，当“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距前线1000多公里的东京“第一大厦”乐观地等待他个人盲目确定的美军得胜班师时间时，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正乘着一辆苏制吉普车，奔驰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领先于大部队到达前线的彭德怀，把原定的阵地防御战调整为在运动战中寻机歼敌，打了一场“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遭遇战”——第一次战役。
第二次战役，面对志愿军的包围，美第二师师长劳伦斯·凯泽少将抛弃了他的士兵，神秘“消失”了。那一战，美第二师损兵4000多人，直接失去战斗力。美国随军记者罗伊·埃德加·阿普尔曼记载：“1950年11月28日的时候凯泽还很健康，但是到了11月30日他突然得了重感冒。”结果，当了9个月师长的凯泽被撤职。同样是在这场战役中，志愿军第20军58师参谋长胡乾秀危急关头冲锋在前，血洒长津湖……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浴血朝鲜战场，4位军级干部牺牲在前线，他们是：38岁的第67军军长李湘，33岁的第39军副军长吴国璋，44岁的第50军副军长蔡正国，37岁的第23军参谋长饶惠谭——他们与197649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优秀中华儿女一起，血染战旗。这其中，还有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长子，年仅28岁的毛岸英。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托兰这样写道：“一支装备如此落后、基本靠人力机动的部队，居然敢围歼全部机械化装备并有绝对制空权的美军。中国的统帅和将领敢于想象并策划这个气魄十足的‘坎尼’，是源于此前无数次艰苦作战积累的自信，以及对麾下身经百战将士们的绝对信任。”
坎尼，古罗马城市，因北非古国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在坎尼会战中战胜强大的罗马，“坎尼”后来成为完胜的代名词。
抗美援朝，这扬眉吐气的一战，打出了一个国家的安宁，打出了一支军队的自信。
1960年5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这位二战名将此行的目的之一，是想亲眼看看在朝鲜战场上完胜英国王牌部队的中国军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陪同蒙哥马利走进了天津郊区的一座兵营。
1953年盛夏时节，39岁的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杨勇指挥抗美援朝最后一役：金城之战。杨勇的对手，是新任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官——年长他12岁、曾任西点军校校长的泰勒。金城之战，志愿军半个月歼敌5.3万余人，彻底将对手逼到了谈判桌上。金城战役结束之日，便是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之日。
蒙哥马利观看完500名中国士兵的刺杀之后，端起一支步枪瞄准射击，钢板靶应声倒下。然后，他把枪递给了杨勇，杨勇举枪就射，9发子弹发发命中。
结束中国内地的访问，蒙哥马利在香港举行的记者会上，留下了这样一段名言：“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
毛泽东闻言，一语双关地说：“杨勇上将，上将扬勇！”
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抗美援朝战场，如同一座淬火成钢的熔炉，锻造了铁一样的意志、铁一样的精神、铁一样的部队。
美军远东空军参谋长艾尔金曾说，在朝鲜的美军司令官眼里，中国军队后勤保障不至中断是一个“谜”，如果有机会，他们战后最想见的一个人，就是志愿军的后勤部长。
1986年10月，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率团访美——大洋彼岸的同行，见到了这位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
美国人问：将军是哪个军校毕业的？洪学智笑着回答：“我是美军空军大学毕业的。坦率地说，我搞后勤是你们给逼出来的，是美国空军在朝鲜战场教会了我如何组织现代战争中的后勤保障。”
硝烟过后，相逢一笑。只有不变的信心和精神深藏心底。这样的信心，足以赢得对手的尊重。
1951年4月11日，刚刚过了71岁生日的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撤职，结束了自己的军事生涯。第二年3月，执意介入朝鲜战争的杜鲁门也因威信扫地，不得不宣布放弃总统角逐。1962年，中国西部边境燃起烽烟。麦克阿瑟发出忠告：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
接替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后来出任北约最高司令。他评价说，中国军队是他见过最坚强的敌人。“他们也是最值得尊重的敌人。他们从不向医疗车队开火，也从未进攻过任何医疗站”。
1953年7月27日，克拉克代表“联合国军”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他哀叹：我们的失败，在于我们没有打败对方，甚至让对方更强大。后来他又说，“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
正义必胜。这是“换了人间”的青春之战，这是用胜利奠基和平的立国之战。正义的旗帜在北纬38度线升起——中国，由此真正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机遇和愿景。
2005年，朝鲜战争55周年时，当年促成尼克松访华的基辛格又一次来到中国。这一次，老人提出参观一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连队，有人向他推荐了“杨根思连”——抗美援朝，志愿军涌现出两位特级战斗英雄：一位是奋不顾身堵住敌人机枪眼的黄继光，另一位就是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从此，人民军队序列里又多了一个以英雄名字命名的连队。
走进中原军营杨根思生前所在的连队，基辛格写下了这样一段留言：“愿中美两国永远不兵戎相见。”
6年之后的2011年5月，88岁的基辛格出版了他的新著《论中国》，书中写道：朝鲜战争“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经过几十年的软弱挨打之后获得了精神上的重生”。
岁月如梭。70年前的青春华彩，如今已成为一个国家的共同记忆——一代优秀中华儿女用生命和热血汇成的抗美援朝精神，早已化作了一个民族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不竭动力。
92岁的李宏垠还记得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天，是重阳节；还记得彭德怀在胜利时说过的那段不朽名言：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