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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党风廉政建设
2017-07-17 16:02   审核人:   (点击: )

作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党组成员、副馆长、机关纪委书记 罗存康

  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和辉煌的历史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军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进程中,锻造出了一个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勤政廉洁的党,建立了廉洁的政府,形成了一系列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养了一大批忠心耿耿、为党为民、廉洁奉公的干部。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抗战路线,提出了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成为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经过抗战烽火的洗礼,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集结在它的旗帜下,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历程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章,总结这段历史,对今天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历史背景

  加强廉政建设是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政权的需要。抗战时期,党在边区建立的政权是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不仅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中小地主和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于各阶级的进步程度不一,一些官僚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不可避免地被带入革命阵营中。为了巩固政权,领导人民取得抗战的胜利,党有必要在边区进行廉政建设。

  加强廉政建设是应对党员本身的素质参差不齐必须大力监督的需要。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党的政策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作出大力发展党员的决定,党的组织迅速壮大,到抗战后期已经发展到100多万名党员,这些人主体上都是追求进步的,但是由于党在短时期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某些地方党部为了追求党员数量忽视了质量把关,一些人存在个人主义、官僚主义等消极思想。这些都给党造成了不利影响,为了净化党的思想,纯洁党的组织,必须加强廉政建设。国共合作后,边区部分地方出现了享乐腐化现象。一些党的干部滋生了享乐腐化的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出现了一些人搞贪污,破坏党和政府的威信,借着党和政府的名义做不正当的事情”,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因此,党必须在边区进行廉政建设,杜绝这些腐败现象。

  加强廉政建设是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的破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分化瓦解的需要。抗战爆发后,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对我党及其领导的边区政府进行破坏、毁谤,日本帝国主义也派汉奸、间谍到边区进行破坏活动。毛泽东告诫全党,要防止“国民党对于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张闻天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对抗战初期反对国民党腐蚀斗争进行总结时,也号召广大党员和干部要抵制大资产阶级的金钱、地位、美女的诱惑。

  以上这些就是抗战时期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基本背景。

  提出廉洁政府建政目标

  建立廉洁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施政纲领的一个重要内容。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提出了“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的建政目标;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施政纲领(1941年9月1日),提出:建立廉洁政府,肃清贪污浪费。

  这些纲领性文件及一系列法律规章制度,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廉洁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决心。抗战时期,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将建立廉洁政府提到如此高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远见。现在回头看,仍然觉得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具有前瞻性和使命感。

  加强党建全面从严治党

  现在我们党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其中第四条实际上在抗战时期已经提上了日程。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力强调对广大党员的思想教育。毛泽东同志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他在抗战时期带头对全党进行思想教育,给人印象深刻的老三篇都是抗战时期毛泽东亲自写下的。“老三篇”是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短文,主要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艰苦奋斗”的理念。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一个具有高尚思想品德修养的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也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在这篇文章中,刘少奇第一次系统地阐明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的问题,明确地提出了共产党员增强党性的基本要求,指明了共产党员在思想上入党的必由之路。周恩来同志也强调要加强自身修养: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农历45岁生日。这天,南方局的同事们为他准备了茶点祝寿,但他并未出席,而是在办公室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以明心志。周恩来在《我的修养要则》中指出: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二是对共产党员提出明确的要求。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中也提出:共产党员应具备的六条标准:(1)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2)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3)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4)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5)群众模范。(6)学习。

  三是积极开展增强党性的教育。1941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指出:“我们的党,虽然已有二十年英勇奋斗的历史,虽然已经是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布尔塞维克化的党,但必须指出:我们的环境,是广大农村的环境,是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分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干部中、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军队干部中的这些倾向,假如听其发展,便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可能发展到小组织活动与派别斗争,一直到公开反党,使党与革命受到极大损害。”

  四是严格选拔干部的标准。1938年,张闻天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在抗战中发挥模范作用,要成为抗战的推动者与组织者。报告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需要的干部的基本标准:1.忠实于民族,忠实于党。2.同群众有联系的,为群众所公认与信任的领袖。3.在复杂环境中,能独立决定方向,并不怕负责的人。4.遵守纪律的精神,在斗争中受过布尔什维主义锻炼的。

  五是实施“伟大的工程”。1939年10月,中共中央为加强党建工作,出版了党内刊物——《共产党人》。毛泽东在为该刊物撰写的题为《〈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明确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重大任务,并称之为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

  六是全面从严治党。为了防止腐败现象和惩治革命队伍中的腐败犯罪分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建立健全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法规。其中,对于共产党员的犯罪行为更是毫不留情地“从重治罪”。在这些法律条文的指导下,各边区政府惩处了一批腐败分子,保证了廉洁政府建设的顺利进行。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一)贪污数目在五百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二)贪污数目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之有期徒刑;(三)贪污数目在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上至三年以下之有期徒刑;(四)贪污数目在一百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上之有期徒刑或苦役。陕甘宁边区在其施政纲领中明确提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与人民同在实行“三三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三制”民主政权形式,领导人民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体制,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先河。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把力量的基点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确立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被人民誉为“民主典范”。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在抗日根据地政府人员的构成上应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三三制”原则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了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的建设和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毛泽东还要求,共产党人必须认真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他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权利。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抗日民主政权必须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被正式写入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也倡导让人民来监督党和政府。他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

  积极开展整风运动

  1941年5月开始到1945年4月结束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通过延安整风,全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达到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同时也是对党员进行党风、党性、党纪的教育运动,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一场思想革命。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小礼堂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从此开始。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报告,指出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顿“三风”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小礼堂举行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历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指出“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文风”。这三篇讲话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在整风运动中,主要是通过学习整风文件,按照整顿“三风”的要求,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伟大实践和丰硕成果是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有益借鉴。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反腐倡廉建设,使广大党员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廉洁奉公,勤政为民,警钟长鸣,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能永葆青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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