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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2014-11-28 10:28 赵映林  审核人:   (点击: )

考入北大成为胡适、陈独秀的学生


  罗家伦(1897—1969年),号志希,浙江绍兴人,出生在江西南昌。他是五四领袖之一,不仅首创“五四运动”一词,而且是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更是一位学贯中西与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并不能盲从西洋,我们也不能迷信中国。”

  1917年,20岁的罗家伦考取北京大学,成为北大外文系的一名学生。很巧,胡适也于此时进入北大担任教授,而陈独秀则是文科学长,罗家伦成为胡适与陈独秀的学生。

  罗家伦入学以后,惊喜地发现教授中有“拖辫子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激进的陈独秀”,百家争鸣,却平安相处。而新派的胡适更受年轻学子们的追捧。入学的最初一个阶段,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成为了学子们辩论的热门话题。在这些新思想的影响下,罗家伦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评论《青年学生》。到了第二年的11月份,罗家伦与傅斯年等20多名年轻人组织了一个“新潮社”,大家决心集资办一份刊物。罗家伦提议取名《新潮》,傅斯年担任总编辑,罗家伦担任编辑。蔡元培与教务长蒋梦麟批给他们3000元作印刷经费。1919年元旦那天,《新潮》杂志第一期出版了。罗家伦在《新潮》的1—5期,共发表了13篇文章,其中3篇是评论,针对当时小说界、新闻界和杂志的各种现象,作出了尖锐批评,提出自己的中肯建议。远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看到这些评论后,很受启发,对商务印书馆所办的几份杂志,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进行了革新,使杂志销量大增。

  罗家伦当年为《新潮》创刊号写的社论,其中的一些言论,即使我们今天看来仍有启示意义。如他在社论中说:“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固然日益接近,就是社会主义同个人主义也是相关而不是反对的。此后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要以雷厉风行的手腕,来摧残一切的个性;乃是以社会的力量,来扶助那帮稚弱无能的人发展个性。”在当年,《新潮》在青年中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新青年》。因为它更激进,更有诱惑力,特别符合青年学生躁动的情绪和在那转型期间并不成熟、定型的世界观。

  在胡适、陈独秀提倡的文学改良、文学革命遭到守旧人物的攻击时,罗家伦发表了一篇长论《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反驳胡先骕对胡适、陈独秀的攻击。他还和胡适共同翻译了易卜生的名剧《娜拉》在《新青年》上发表。

  当胡适撰文鼓动解放妇女时,罗家伦正担任《新潮》总编辑。在第二卷的五期中,罗家伦共发表了22篇文章,抨击社会弊病,其中的《妇女解放》是呼应胡适主张的。保守人物江瀚看到《新潮》上的文章后,拿了几份杂志去找总统徐世昌,说现在青年人思想至此,那还了得。徐世昌于是拿了《新潮》交给当时的教育部长傅增湘,傅增湘给蔡元培发了专函,要蔡元培辞退两个支持学生的教员:胡适、陈独秀;辞退《新潮》的两个学生编辑:傅斯年、罗家伦。在那时,这师生4人被旧派人物视为北大“四凶”。蔡元培坚决顶了回去。


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


  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一年,北京学生就有过一次学潮热身。1918年5月,有留日学生代表到北大演说,痛陈冯国璋、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缔结《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的阴谋。罗家伦发表演讲,提议全体北大学生赴中南海新华门请愿和抗议。于是,有了5月21日北京各校2000多名学生到总统府的示威游行。后由于时任大总统的冯国璋接见了请愿学生,亲自向学生详细解释条约内容,再加上各校校长劝说,才偃旗息鼓。但这为时三天的学运成为第二年五四运动的热身。这次学潮中的活跃分子,如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张国焘、段锡朋、许德珩、易克嶷、方豪等,大多是一年后五四运动的重要骨干。

  五四运动前一阵,不断传来巴黎和会的不利消息,学生们已经是按捺不住了,罗家伦、傅斯年、张国焘、段锡朋、刘仁静等一大批学生跃跃欲试,一致决定5月7日“国耻日”那天举行大规模请愿示威活动。不料5月3日那天,蔡元培得到北洋军阀政府同意和约中关于山东条款的消息,立即告诉了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康白情等几位学生。当天深夜,北京各高校学生开会,一致决定把示威游行活动提前到5月4日。罗家伦的任务是联络各校学生和购买写标语的白布。5月4日上午10点,罗家伦刚从城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到北大新潮社,准备和大家一起去天安门游行,同学狄福鼎一把推开门,对罗家伦喊道:“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罗家伦见时间紧迫,也不推辞,就站在一张长桌旁,匆匆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宣言》仅有一百多字,这是五四那天唯一的一份印刷品。宣言虽慷慨激昂,但不论是文字上,还是字里行间都没有采取激烈行动的意思,只是呼吁全国民众关注青岛、山东问题,而“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也只是寄希望于“国民大会”的召开。不过,宣言中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八个字倒是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主要证据。

  《宣言》写好后就由狄福鼎送交印刷厂赶印,原定印5万份,结果到下午一点,游行队伍准备出发时才印了2万份。学生们就带着这2万份传单,举着小白旗走上了街头。在示威游行途中,不时有市民加入进来。在五四示威游行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几件事:一是有300名高等警官学校的学生。二是有人数不多却让人满怀敬意的女学生。三是示威游行队伍中有两幅特别醒目的标语:一幅是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头天晚上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的“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一幅是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张润芝所撰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北京学界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这让人见了后心潮澎湃,激奋不已。当学生游行到东交民巷时,被外国使馆的警察拦阻不许进入。学生队伍推举罗家伦、江绍原四名代表入内向美英等使馆递交了英文声明书。离开东交民巷后,游行队伍受到军警阻挠,愤怒的学生们高呼“我们去除国贼吧!”这与示威游行组织者的初衷是不相符的。因为在天安门广场前开露天大会决定游行程序时,只是决定到总统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卖国贼,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向外国驻华使馆表达中国人民的立场与态度。示威游行总指挥傅斯年表示一定要使示威游行成为“有纪律的抗议”。所以,这时急忙阻拦游行队伍,劝同学们不要去,但根本劝阻不了,也控制不了当时那种在高昂情绪下形成的局面。傅斯年只好举着大旗带领大家向东单曹汝霖住所赵家楼前进,而上百名巡警则跟随着队伍行进。到了赵家楼,曹府大门紧闭,内外已有二三十名警察把守,罗家伦回忆说,他亲眼见到是一个叫蔡镇瀛的学生首先翻墙进了院内,紧随着就有十几名学生几乎相差无多同时翻进院落,其中有匡互生、许德珩、杨振声、陈荩民、傅斯年的弟弟傅斯严。他们将大门打开,愤怒的学生们蜂涌而入,一边高喊“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打倒卖国贼曹汝霖!”一边四处搜索。曹汝霖一看学生冲了进来,仓促间,躲进一间专门放置箱子的小房内。驻日公使章宗祥这时刚从日本回到国内,暂住在曹宅。5月4日这天中午,徐世昌在中南海宴请章宗祥,总理钱能训与曹汝霖(交通总长,但此时是由曾毓隽代理)、陆宗舆(币制局总裁)作陪。席间,接到警察总监吴炳湘的电话,天安门外有千余名学生,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吴炳湘在电话中说:请诸位暂留总统府,不要回家,因为学生将要游行。徐世昌当即劝说曹、章宴后到别处暂避风头。散席后,钱能训邀请曹、章、陆到他办公室,并打电话给警察总监吴炳湘,禁止学生游行。吴炳湘报告说:段芝贵(首都卫戍司令,段祺瑞族叔)要出兵弹压,如果这样,即由他去办,我就不问了。由于两派的矛盾,钱能训两边劝,说好话都无效果,陆、曹、章见状,遂告辞回家。孰料,到家不久,示威游行的学生队伍就到了。

  学生进了院子后,曹汝霖连忙吩咐仆人将章宗祥掩蔽在锅炉房。就在曹家被学生冲砸得七零八落时,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俞劲和另一名同学点燃了衣被,大火烧了起来。章宗祥觉察到起火,慌忙从锅炉房中逃出来,被学生抓了个现,用拆下来的铁床棍子打得遍体鳞伤。这就是五四中著名的“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事件。据罗家伦事后说,章宗祥被赶来的大批警察送到医院时,已不省人事。曹汝霖说,主要是被学生一棍子打在脑壳上所致。学生们也有点慌了,出了人命就是刑事案。实际上,大火一起,就授人以柄了,徐世昌当时就下令抓人。结果,在曹宅中没有来得及撤出的32名学生全部被捕。回校后,大家一致决定北京所有高校一律罢课。同时,接受狄福鼎建议作为策略,统一口径,就说游行回来后因游行疲劳过度本患肺病死去的北大同学郭钦光,是在曹宅被曹家佣人殴打致死的,气愤之中,学生也殴打了章宗祥。学生们还煞有介事的为郭钦光举办了追悼仪式,郭也由此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的一名“烈士”。这件事激起了公众对政府的义愤。

  当晚,罗家伦赶到各报馆介绍并解释当天的游行示威活动情况。

  5月5日下午,各校代表3000多人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开会,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推举段锡朋为会长。通过了上书大总统和教育部,有23所高校共9860名学生签了字,向政府提出外交和教育政策方面的要求,以及通电罢课的决议。那天担任北大学联负责总务和文书的罗家伦在会上说,学生运动已经成功地争取到了商人和新闻界的支持。会上,他被推举为北京学界代表,往南京、上海等地与当地的大学联络,并在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不久,蔡元培和教育部长傅增湘在政府压力之下,一个被迫出走,一个被免职。学生们在罢课的同时,一面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发起挽蔡运动,一面策划全国性的抗争。6月3日,演讲学生被捕,学潮再一次扩大,遭拘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超过1400人。“六三”事件成为五四运动的转折点。4日,罗家伦在被军警盯梢的情况下,冒险把北京学生遭捕的情况拍电报到上海,引发全国范围的“三罢”(罢课、罢工、罢市)。政府这时面对的不再仅仅是年轻的学生了。迫于强大的压力,6月5日,政府释放了所有被捕学生。6月10日,天怒人怨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被免职。28日,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宣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胜利结束。


检讨五四运动


  在五四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中,5月26日,上海的《星期评论》发表了罗家伦以笔名“毅”写的文章《五四运动的精神》,指出五四运动表现出三种“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的精神:“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族自决的精神”。胡适说,这是最早提出“五四运动”这个词和五四运动精神的。这期间,罗家伦陆续发表了近20篇专文、讲话和演说,谈五四运动。

  1920年5月1日,已经临近毕业,罗家伦写了《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采取的方针》一文,全面分析了五四运动的得失,肯定了五四运动的成功之处在于:思想改革的促进,社会组织的增加,民众势力的发展。并说:“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真活泼的动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但是,也暴露出学生运动的弱点:“学生万能”的观点所导致的无力感,长期荒废学业造成学术的停顿,思想贫乏导致行动落于形式的窠臼。甚至表示,由于参加学潮,耽误了自己的学术,使得想译的几部书都未能完成,不免懊悔。

  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是重要骨干,被称为五四健将。整个五四运动,其实是由傅斯年、罗家伦等为首的“新潮社”和以段锡朋、张国焘、许德珩为重要骨干的“国民杂志社”一批人掀起来的。一方面,罗家伦深受胡适的影响,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与启明运动合而为一的运动”。因此,对五四运动中出现的非理性行动“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不以为然。早在1919年1月发行的《新潮》创刊号上,他发表了《今日世界之新潮》,热情地赞扬十月革命说:“这次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主义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总而言之,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然而,另一面,在赞赏俄国革命的同时,又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他说:这个潮流“若是传到中国来,恐怕就可虑得很,因为中国的普通人民一点知识没有,兵士更多土匪流氓,一旦莫明其妙的照他人榜样做起来,中国岂不成了生番的世界吗?”抱着他这样看法的学生不少。最典型的莫过于傅斯年,当五四学生运动超出原定设想的范围后,他就很少抛头露面了。在张国焘、邓中夏等人急速左转时,罗家伦他们开始走上了由胡适指引的用文章呼吁说理方式的道路,认同“用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然而,对于一个才22岁的青年来说,也非一时就可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所以,在五四以后的一个阶段里,罗家伦还时不时在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学术道路三者之间徘徊,在行动上总是表现出倾向革命,在反省时又总是将自己拉回到学术研究。当他留学欧美,在那种环境中,他要“告别革命”了。但这种徘徊并未彻底从他心底消失,而这一点残存的“徘徊”正是他回国后忽而从政、忽而从教的心理根源。

  1967年,已经古稀的罗家伦最后一次回顾了五四运动,写下《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感想》,他说:“‘五四’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广泛地澎湃地由‘五四’运动而扩大。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使中国现代化,必须从思想现代化做起。‘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就现代化的意义来说,仍是有待我们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16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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